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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商鞅的變法，讓秦國空前強大，立下不世之功，被秦孝公封為君，擁有商於之地的十五城，所以稱商君。

    這個封君和以前的分封不同，商鞅只擁有商於之地稅收權，行政權、土地權還是國家的，而且封君只傳兩代，到第三代就得交回國家。

    戰國時很多國家都有封君，像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、趙國的平原君趙勝、楚國的春申君黃歇、齊國的孟嘗君田文，俗稱戰國四公子，都是封君，是列國為了吸引留住人才搞的封賞活動。

    郡縣制的結果就是貴族勢力減弱，國君勢力增強，實際上就是由封建制轉變為中央集權。

    分封制的結果是分權，國家實際是由貴族聯合統治，國君一個人說了不算；而郡縣制的結果就是集權，全國的權力集於國君一身，其他的官員全都成為國君的打工仔，國君可以任意栽撤殺罰。

    這樣一來，秦國的貴族開始消亡，國家的實力大大增強。可以這樣說，秦國是集全國之力在打仗，而其他六國，只是貴族在打仗。結果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商鞅的變法，受損最大的是原有的貴族。

    和楚國一樣，等支持變法的秦孝公一死，秦國的貴族就起來討罰商鞅；和吳起一樣，商鞅最終也被車裂。

    但和楚國不一樣的地方是，秦國並沒有因為商鞅一死而把他的一套制度廢棄了，而是延續下來繼續執行。

    秦始皇統一天下後，又把制度推向全國。

    與郡縣制配套的是愚民、弱民政策。

    商鞅認為，要讓人民好管、聽話，跟著國家的政策走，人民最好就傻一點，像六國的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，人民太聰明了，不好管，你讓他殺人，他會跟你講仁義，你讓他使詭計，他罵你沒道德。

    還有一個，老百姓最好別有錢。

    「民富則國弱，民弱則國富」。

    因為如果老百姓一旦有錢了就沒人玩命上戰場了。

    利益的刺激效果就會大打折扣，始終在溫飽線上掙扎的人才會為了改變命運去玩命，去打仗，也沒閒功夫去琢磨國家的政策是否合理。

    所以後來的秦始皇「焚書坑儒」不是一個偶然的舉動，這個行為和商鞅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，就是為了控制言論，實行愚民政策。

    後世的帝王鑑於奏朝亡得太快，沒有像奏始皇那樣赤祼裸祭出法家的大旗，而是採用了「外儒內法」，的政策，外表用儒家的那一套安撫人心，骨子裡還是法家那一套。

    商鞅的那一套，並沒有隨著奏朝的滅亡而消失，反而愈演愈烈，到清朝時達到極致。

    分封制和郡縣制的鬥爭，一直持續到漢朝，項羽想要恢復分封制，劉邦想搞郡縣制，又怕走了奏始皇的老路。

    最後在漢初立國的時候，搞了個折中的半分封半郡縣的國家。

    這種鬥爭，最終以漢武帝的推恩令為止，分封制徹底消亡，華夏成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，幾千年輪迴。

    到底是分封制好還是郡縣制好？

    這個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。

    後世就可以看出，自羅馬帝國覆亡後，沒有實現大統一的集權政府，在封建制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現代民主國家，倭寇的封建制也一直延續到近代，現代民主政治很容易在這裡生根發芽。

    相反的，華夏的中央集權之下只會帶來政權的更迭，不停地推倒重來，陷入一個死循環。

    也有人說，華夏在明朝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，如果不是滿清入關，也許華夏就能發展出資本主義。

    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妄想。

    明朝末年的那不叫資本主義，頂多算是小作坊。

    集權的土壤也產生不了民主思想。

    就算滿清不入關，李自成當了皇帝也只是又一個循環，還是一切推倒了重來，並不會比明朝進步。

    封制度下的嫡長子繼承制天然的會產生資本主義，而民主也是各種勢力角力後妥協的結果。

    漢武帝的推恩令廢除了嫡長子繼承制，改為諸子平分，這樣資本被分散，越來越小，產生不了資本主義，只能產生小作坊。

    周朝的時候，國君會經常跟卿大夫妥協，而在中央集權下，所有權力集於皇帝一身，皇帝絕不會跟大臣妥協。

    秦始皇還帶了個壞頭，那就是誰有實力誰就可以當皇帝，不像倭寇的萬世一系，也不像武王伐紂那樣，需要一大套理論來只持自己的行動。

    比如順應天命，有道伐無道等。

    陳勝、吳廣就更直接了：王侯將相，寧有種乎！

    赤裸裸就是我要替代你了，絲毫不加掩飾。

    秦國攻入楚國郢都的時候，一把火燒了當時世界上最華美的楚王宮，這也開了一個壞頭，後來項羽火燒阿房宮不過是以牙還牙。

    只不過秦始皇后來焚書坑儒的時候，把六國的書都給燒了，後世的人見不到楚宮的華美以及火燒楚宮的慘狀，項羽的行為卻被人記錄並流傳下來了。

    而且後來歷代帝王，一旦奪取天下，就一把火燒了前朝的宮殿，似乎都成了慣例；只有滿清例外，滿清是打著替崇禎帝報仇的旗號入關的，主要的敵人是李自成。

    在秦國這套法律體系下，伴隨著貴族的消亡，從前的詩書禮義不見了，什麼一諾千金、士為知己者死也不要了，人們往往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為達到各種目的不擇手段。

    比如商鞅本人。

    要知道，魏國曾經占據著河西之地，一直壓得秦國喘不過氣來，秦國什麼時候把河西之地收回來的呢？

    就是在商鞅的手上。

    這個時候的魏國剛剛在馬陵之戰遭受齊國重創，秦國趁魏國實力尚未恢復之際，大舉攻魏。

    同年九月，秦孝公派商鞅進攻河西之地，魏國派公子卬迎戰。

    兩軍對峙時，商鞅派使者送信給公子卬，信里說：我當年在魏國的時候，和公子相處的很快樂，現在你我成了敵對兩國的將領，不忍心相互攻擊，要不咱倆見個面，訂個盟約，痛痛快快地喝幾杯然後各自撤兵，讓秦魏兩國相安無事。

    公子卬念在舊情的份上，就去了，結果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虜。

    魏軍群龍無首，商鞅趁機攻擊魏軍，魏軍大敗。魏惠王被迫割河西之地求和。

    商鞅也是因為這次功勞才被封了商於之地，有了商君這個稱號。

    後來秦惠文王繼位，商鞅被誣告謀反，被迫逃亡。

    逃亡路上，他想住店，結果店主說，商君有令，沒有憑證的客人不能住宿，否則連座，這叫「作法自斃」。

    秦國不能呆了，只能逃亡鄰國魏國。

    還好，魏國沒有把他騙進來殺了，魏惠王只是怨恨商鞅背信棄義，將商鞅驅逐回秦國。

    商鞅走投無路，只能回到商於之地，真的造起兵造反了，結果兵敗被殺，屍體被車裂，家人被滅族。

    真是自作自受。

    商鞅欺騙朋友還只是在戰場上，兩軍陣前，兵不厭詐，也還說得過去。

    與張儀相比，商鞅只是使詐，而張儀就徹底不要臉了。

    當時魏國被齊國打敗後，開始衰落，秦國趁機而起，開始東擴。

    六國合縱對付秦國，楚國是縱約長。

    六國里最強的是齊楚，只要這兩國聯盟，秦國的東東擴計劃就寸步難行。

    於是張儀出使楚國，說只要楚國與齊國斷交，秦國就把商於六百里地割給楚國。

    楚懷王就答應，於是和齊國斷交。

    等楚懷王派人去秦國交割土地的時候，張儀直接耍賴，說是六里，不是六百里。

    楚懷王氣壞了，於是兩國就打起來了。

    楚懷王這麼容易上張儀的當，這不是笨嗎？

    其實不是。

    在禮崩樂壞的戰國時代，楚懷王是禮樂文明培養出的最後一代國君。

    他認為張儀是窮苦人出身，從小沒有接受過貴族教育，所以不懂得做人要講誠信。

    楚懷王的悲劇很像當年的宋襄公，宋襄公當年講求禮儀，敗給了還有蠻夷之氣的楚國。

    但在楚懷王時代，楚國經過幾百年的發展，不但吸收了華夏文明，而且比華夏還華夏。

    楚國的衣服、楚國舞蹈、楚國的音樂，還有楚王好細腰，都是中原諸國追捧的時髦東西。

    為什麼有個成語叫「楚楚動人」？

    因為楚國的一切東西都是美好的，楚成了美好的代名詞。

    更讓楚懷王想不到的是秦昭王。

    秦昭王就更過分了，直接把楚懷王騙到武關，然後要楚懷王割地保命。

    楚懷王寧死不從，秦國就一直扣留著他，三年後，楚懷王在咸陽鬱鬱而終。

    秦國這種做法，在楚國人民心中埋下仇恨的種子。

    後來項羽起事的時候，擁立了楚懷王的孫子為義帝，仍以楚懷王為旗號，在楚地起事，一呼百應，楚國的故將紛紛來投，正是利用了人們對楚懷王的同情心。

    孔子說春秋是個禮崩樂壞的時代，那是他沒有看到戰國時發生的事。

    春秋時雖然王室衰微，但秩序還有，從齊桓公打著尊王攘夷稱霸中原開始，各路諸侯都得給周王面子，也得給霸主面子。

    稱霸就是為了維護秩序，不是為了兼併土地。

    到了戰國，這些都不要了，一切以利益為重。

    孟子見梁惠王（魏惠王，魏國把河西之地割給秦國後，為避免秦國的鋒芒，把都城從安邑遷到大梁，人們習慣稱他為梁惠王。

    梁王就直接問他，你能給我帶來什麼利，孟子大失所望，仁義道德已經沒有市場了。

    六國都這樣了，秦國更是其中佼佼者。

    秦國一直向戎狄學習，並不是師法中原，所以對華夏禮儀那一套東西拋棄得比誰都快。

    話說回來，秦國這種只顧利益不要臉皮的精神，倒是很合劉邦的口胃，所以他全盤接受了秦國法律制度以及法家的那一套內核。

    項羽反而干不來這種事，他要搞分封，想回到過去那種禮樂文明的社會。

    項羽最終兵敗自殺、不肯回江東，正是士人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精神體現。

    如果是劉邦，肯定是好死不如賴活著。

    劉邦和項羽都是楚國人，正應了那句話：楚雖三戶，亡奏必楚。

    漢朝最終實際上是個秦制和楚文化的雜交體。漢朝的音樂、舞蹈、服飾、漆器等軟性的東西都是楚國的，但硬性的東西如法令、制度還是秦國的。

    秦國的郡縣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，讓秦國從一個邊陲小國一躍成為令中原諸侯聞風喪膽的超級大國。

    商鞅變法對華夏的歷史發展影響太大了。

    可以說，直到後世，仍能看到商鞅的影子。

    可以說，商鞅無疑是一人獨裁制度的堅決擁護者。

    他的三輪變法，分別是農耕、軍戰和中央集權，最終的結果是把秦國變成了一個無比強大而恐怖的戰爭機器。

    他的強國之術是一次激進的國家主義試驗，在經濟模式上則體現為「命令型的計劃經濟」。

    在他的統治下，秦國成為眾所周知的「虎狼之國」，舉國上下蔓延著極端功利主義的進取氛圍，每個秦國人其實都成了國家的工具，宛若後世出土的那些兵馬俑，人人面無表情而無比強悍。

    可能是上天覺得秦國太不容易，為他們送來了天使商鞅。

    商鞅真的是秦國的天使，因為商鞅到來前的秦國，幾乎就是被諸國欺負的對象。

    他們不得不將地盤割讓給其他諸侯國，將自己的勢力範圍退回到函谷關以內。而秦國在函谷關內還要面對其他對手，比如說強大的義渠國和匈奴。

    商鞅對變法起到了關鍵作用，因為他能夠完全按照法令來治理秦國，所以秦國的百姓都比較服氣。

    等到商鞅去世以後，秦惠文王上台以後，秦國終於具備了和魏國一較高下的能力。

    此後秦國可謂是蒸蒸日上，越來越強大。

    從過去一直被諸侯們欺負，到後來被六國諸侯聯合堤防，這樣的變化，其實就是從商鞅變法以後開始的。

    商鞅變法之後，秦國的好日子算是到來了，士兵們一個個都有了鬥志，百姓們也都有了生產生活的積極性。

    到了秦昭襄王時期，其實秦國就已經有了一統天下的實力，而秦始皇更是繼承了所有秦國的資源，完成了這一壯舉。

    由此可見，商鞅對秦國的確是功不可沒的，沒有商鞅，後世壓根就看不到秦始皇一統六國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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